尺寸教材，国之大者。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体现国家意志，是事关未来的战略工程、铸魂育人的基础工程。为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要求，我们设置了“教材建设笔谈”专栏，旨在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教材建设取得的经验和成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推进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一起来看专家的观点——

　　陈霜叶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ECNU Review of Education主编

　　我国是教育大国、教材大国，正向着教材强国迈进。我国基础教育教材在支撑世界最庞大教育体系的质量和公平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有质量的国家教材制度与体系在保证教育质量和公平上已形成可以贡献国际的中国经验。但在新时期教育强国与教育高质量发展阶段，教材如何有效落实国家意志、以高质量发展支撑立德树人和教育强国就成为了一个关键而迫切的问题。

　　从印刷时代到数智媒体时代对教材形态的根本性挑战是教材知识与媒介形态的分离，教材与教材制度必将面临从纸本书形态到读屏时代的多模态再到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协同进化模式。中国教材制度建设的方案选择与尝试路径很难向外学习，更多要反求诸己，需要自主探索本土发展经验中的可能性。

　　中国目前的社会信息发展水平与多样态的网络技术应用生态构成了技术生态优势；庞大的教育体系、多层次教育专业人员队伍、系统性地动员协调与组织机制构成了制度优势。生态性优势是指在当前中国各种网络技术应用下，已经形成了一种重要的技术与应用生态，让突破单一书本形态的多模态教材理念不再是空想，而拥有了更多可直接参照的具体实践形态。在支撑教材制度建设的中国方案中，中国教育制度目前最能彰显的优势就是在于：第一，众多的师生与教育从业人员；第二，已经分层分工的专业师资队伍体系（特级教师、高级教师、教研员等）与丰富的专业实践共同体实践和动员机制；第三，自上而下强大的系统性的资源、人力动员与组织协调能力，可以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其他国家的教育系统中不会同时具备这三项制度优势，如：缺乏对已有教材市场化运作的有效干预，没有形成足够成熟和相当体量的专业化人员队伍，缺乏系统性的组织动员和协调等。

　　在全世界教育系统中，教材存在的形式从松散多样到严密单一的光谱式：从极端松散、高度依附教师的教学材料形态到一个高度集中而权威的唯一文本印刷品的教科书。进入数字化时代，我国传统的教材编审选用的历时性过程肯定会被数字化转型打破，因此未来迫切需要从新时期技术与社会形态变化、教育强国战略中教材建设意义、数字化时代的知识管理与治理角度重新审视教材建设与国家知识管理的重要时代意义与战略定位。

　　未来的教材制度建设要突破西方经典的“教材是官方知识”的权力批判视角，超越传统在“编审选用”流程环节层面的教材制度建设理论，更多借助“知识管理”理论，结合中国教材使用的经验，创造性转化经典理论，生成符合中国实际、彰显中国制度优势的“国家知识管理系统”，即以知识管理的系统视角，重新评估原有教材运作实践中的体量庞大的各种知识价值，尤其是未被符码化的实践性知识，重新理解数字与互联网时代的教材生产与使用模式，从而在顶层设计上进行从课程方案到教科书、教辅材料、教学人员的系统性规划与建设，突破只从“教材”物质形态与文本内容出发的单一建设思路。

　　建立以国家知识管理系统为支撑的教材制度系统，一方面能解决单一教科书—学材—教参—教辅封闭链条与难适应众多需求的根本性问题；另一方面能适应知识时代的管理与治理趋势要求，将众多分散性或者分布式的隐性知识通过系统化的提交、处理、流转、沉淀与转化为更多有价值的专业知识。这正是互联网时代和知识社会给予中国这个教育人口超级大国的时代红利。

　　本成果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知识管理视角下中小学教材建设研究》的阶段成果，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资助（22JJD880024）”